三是经贸之争。在碳减排的约束下，跨国贸易投资与其他经济活动更偏好于在低碳经济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易与原材料生产、加工、运输的链条随之发生位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的绿色低碳转型势头会增强。绿色与低碳贸易壁垒会日益增多，相关的摩擦与争端也会层出不穷，以绿色低碳产业为重心的国际新经贸结构将逐渐代替原有的经贸格局，成为未来支撑国际经济体系的主流。谁在新经贸格局下调整快速，谁就有可能引领国际贸易流量。

四是资金之争。未来国际资本的投向偏好，将倾向于环境保护、生态修复、国土绿化、资源节约、绿色交通、清洁能源等领域。与碳中和相关的融资、并购、发债等议程，将升格为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热门话题，与之相关的还有低碳法律配套、资源估值、碳金融市场、环境信息披露、绿色股权融资配比等一系列新投融资规则的再制定与各国绿色优惠政策。谁透析未来国际投资的绿色化动向，谁就有可能塑造未来国际投融资的趋势。

二、碳中和，中国在国际舆论上的新挑战

从2020年秋季以来的历次高层表态与各类文件、会议可知，中央决策层对实现碳中和的决心之大、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不只是关乎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也是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切实行动。但从全球视野看，一场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话语权之争在所难免。

如果说技术竞争、经贸转向、标准重设或行业转型等领域，对中国而言，还仅是相对较长期须应对的事情，那么，作为第一大碳排放国家（约占全球30%）的中国，在碳中和成为全球舆论共识的大背景下，当务之急，恐怕还会面临着新一波的西方舆论攻击甚至抹黑，甚至不排除将中国视为导致全球变暖“罪魁祸首”，打压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图谋”。

一是因“隐含碳”而导致中国碳排放总量被高估的责任挑战。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约30%，大量生活消费品在中国生产，他国消费，滞留在中国本土、却不应该计入中国排放量的，就是所谓的“隐含碳”。很显然，国际社会长期采用的“领土内的排放责任”或“生产者负责”的碳减排原则，对新兴经济体是不利的。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可通过向海外转移高排放、高污染产业的方式，实现减排责任转嫁的进口替代。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红杉中国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净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高达20.14亿吨，约为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20%，是全球第四大碳排放大国印度的总量，约为OECD所有成员国滞留他国的“隐含碳”的70%。换句话说，中国在碳排放总量里承担了本应他国承担的部分碳排放份额。发达国家贪婪的消费欲望，导致了生产规模的全球扩张，恶化了全球气候环境，却滞后性地将减排责任强加给新兴经济体。可以想象，中国极有可能成为西方国内气候政治的最大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