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肩负着安边固疆的重要使命。草原大多位于祖国的边疆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和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区，也是重要的生态屏障区。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1亿少数民族人口中，70%以上集中生活在草原区；全国268个牧业半牧业县中，152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占57%，牧民90%的收入来自草原。草原“四区叠加”的特点使其肩负着边疆长治久安和脱贫攻坚的政治使命。

　　草原孕育滋养中华文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是顺应自然的选择。游牧民族在长期与草原融合发展中，形成了敬畏自然、感恩草原的朴素生态伦理观。游牧也赋予草原民族与生俱来的坚毅、进取、豁达的民族性格，彰显牧民吃苦耐劳、合作共生、不畏艰辛、守望相助的草原精神。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多元一体、丰富绚丽的文化体系。如今，草原文化固有的生态理念，也为草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

　　广袤草原也是“金山银山”。草原肩负着生产生态产品和保障草原产品供给的双重任务，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我国有数百万农牧民以草原为基本生存资源，草原构成我国草原畜牧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草原还为农作物、家畜和家禽以及医药等新品种的培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因库。目前，我国草原综合植被覆盖度已达55.7%；天然草原鲜草总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在10亿吨以上，草原生态实现了从全面退化到局部改善再到总体改善的历史性转变。美丽草原就是“金山银山”。草原产业已成为当地具有重要生态、经济和社会功能的基础性产业，成为脱贫致富的重要产业。

　　打造草原生态安全新高地

　　草原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我们应加强草原生态环境保护，铺就人草和谐共生之路，打造生态安全的新高地。

　　树立人草一体理念。草原有其独特的生态系统运行机理，保护草原必须坚持自然恢复为主方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增强针对性、系统性、长效性。一是强化敬畏草原意识。在政策运行和舆论宣传上展现草原对人类的独特价值，提升草原在政策决策中的地位。二是弘扬草原生态文化。“天人合一”诠释了人与草原的生命渊源，应感恩草原，激发自觉保护草原的内生动力。三是坚持统筹治理原则。草原生态系统演变是人为驱动和自然生态驱动因素交互而成，必须确立系统协调治理的生态安全观。

　　发挥牧民主体作用。牧民始终是保护草原的重要主体，牧区重建必须保留牧民流向草原的空间。一是有序推动牧民回流草原。解决草原新的生态问题需要拉动牧民回流牧区，以新的流动形式延续游牧时代的传统，借助现代化交通工具往返于牧区与城镇，缓解牧区“空心化”。二是创建牧民合作社。通过合作社实现草场利用、畜牧饲养、畜产品销售、生产资料利用等环节的深度融合，实现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整体提高牧民收益。三是激励牧民抗击潜在风险。牧民通过流动，在气候、地形、草场、牲畜之间寻求整体平衡，拓展草原利用空间，躲避自然灾害，抵制破坏草场行为，充分发挥火灾监测预警和维护边疆稳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