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补齐短板同时，要注重以城乡融合方式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李保国建议，通过对口协作，优先引进并建设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完善相应的配套基础设施，增强承接能力。

　　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社会资本投资是巩固农业农村基础、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席李玉立建议，细化出台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产业发展目录，明确发展产业的清单和限制清单，在政策上进一步明晰产业发展的方向、产业类型，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政策、法律和信息服务。

　　他说，要因地制宜确定投融资方式，注重发挥财政资金引导和带动功能，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不断增强社会资本投资生态涵养区建设的信心和积极性。建议通过设立乡村振兴基金等投融资模式，建立紧密合作、多方共赢的投融资机制，发挥国企资金雄厚、民企经营灵活、地方政府的协调服务等优势，加上当地农民入股和成为企业员工，各方参与、形成合力，促进要素集聚、产业集中、企业集群，共享生态产品的红利。

　　3、生态补偿

　　生态补偿机制，是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遇成本，调整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关系的环境经济政策。

　　联合调研组调研发现，本市生态补偿范围需要进一步拓宽。目前国家级、市级自然保护区及林地有生态补偿，而水源保护区、湿地保护区、区级自然保护区等同样能发挥涵养生态作用的区域，却享受不到生态补偿红利。同时，包括护林员岗位补贴、农民享受到的公益林补偿金等在内的补偿政策标准也有待提高。

　　建立多元化补偿机制

　　农工党市委生态环境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芮玉奎建议，完善生态多元化补偿机制，体现受益者补偿、付出者受偿、污染者赔偿的生态补偿理念。

　　多元化一方面体现在拓宽路径，实现补偿资金多元化筹集。他建议，完善和加强资源消耗税费的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加大生态补偿的比重，积极探索建立水权交易制度、碳汇交易市场。同时创建生态“银行”筹集补偿资金，实现资源变资产变资本。

　　另一方面要服务补偿客体多元需求。芮玉奎说，补偿主要包含生产性补偿、建设性补偿、就业性补偿和效益性补偿等。比如对生态林的补偿，除进行普惠制补偿外，应更多采取定向补偿方式，增加生态性补偿和建设性补偿，支持山区农民组织起来发展适宜产业。

　　他还建议扩大补偿范围，将生态涵养区基本农田、耕地、湿地、经济林等同样体现生态服务价值的生态资源列入生态补偿范围。对库区及一类水源保护地等严重制约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的集中片区，应单独制定倾斜政策，给予支持。

　　实现补偿由“输血”到“造血”

　　“生态补偿仍停留在‘输血’阶段，尚未形成‘造血’机制。”市政协委员、民建市委常务副主委任学良认为，生态补偿不仅是对农民的收入补助，而且应形成提升职业农民素质、激励发展适宜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制度。

　　他解释说，生态补偿应促进生态保护职业素质的普遍提升，逐步缓解生态涵养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问题。生态补偿制度的效应应向产业发展倾斜，从制度上激励发展活力，在落实总规的前提下，放活经济的池水，调动乡村集体和农民的积极性。

　　任学良建议，树立“绿富同兴”的生态补偿目标，由原来以脱低为主要目标的生态补偿，向以乡村振兴为主要目标的生态补偿转变。制定农村产业长期发展规划，第一阶段是“以补养业”，通过生态补偿来发现和培育适宜发展的农村产业；第二阶段是“以业代补”，通过农村产业发育逐步替代一部分生态补偿支出；第三阶段是“以业为主”，从以补为主逐渐过渡到以绿色产业为支撑、以“绿”养“绿”的良性循环。

　　4、产业

　　“受功能定位影响，生态涵养区产业有更为严格的准入条件，自身缺乏‘造血’功能，符合功能定位的产业支撑不足，老龄化、空心化社会问题突出。”联合调研组引用市经信局统计数字显示，2019年全市镇村企业累计完成营业收入3810.4亿元，同比下降14.9%。生态涵养区发展乡村民宿、森林康养、休闲农业、田园综合体等新产业新业态虽然受到鼓励，但面临供地、安全监管、污染防治等诸多因素制约，近年来总体出现下滑。

　　激活林下经济

　　“全市现有林木1700余万亩，林下经济仅有17万亩，仅占林业总面积的1%。”全国政协委员、民建市委副主委安庭说，林下经济发展的空间巨大、前景广阔。

　　针对当前林下经济发展存在的政策措施不够精准、配套设施缺乏、对林业管护补贴方式和补贴功能单一等问题，他建议，尽快出台林下经济具体指导意见，着力解决“种什么、养什么、游什么”的问题，着眼于盘活林下资源，使其转化为产业优势，给予企业和农民“定心丸”。

　　好的业态需要好的基础设施保障。安庭说，应将林下经济的基础设施纳入规划量化指标，政府在产业用地、管理用房、旅游客栈、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给予支持。同时要注意，发展林下经济，不能忘了防污、控污、治污，要注意提升农业自净能力，保持清洁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