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行动‘缺位’是全球气候治理推进迟缓的重要原因。”于宏源分析，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政治意愿降低，气候议题不再是其最优先关注议题，《巴黎协定》达成的减排和援助承诺迟迟得不到兑现。另一方面，美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加强对全球气候治理话语权的争夺，与发展中国家就“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加剧围绕气候议题的国际竞争态势，导致全球气候治理“碎片化”趋势加剧。

　　凝聚共识至关重要

　　在202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气候落实峰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我们踏上了通往气候地狱的高速公路，我们的脚踩在了油门上。”今年世界地球日当天，古特雷斯在视频致辞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快气候行动，敦促各国政府在保护环境方面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发达国家必须承认历史排放责任和现实排放责任，履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李强认为，当前，大气中的温室气体主要是发达国家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人均高排放所致，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当积极实施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和应用绿色低碳技术，率先进行温室气体强制减排，大幅减少“奢侈性碳排放”，兑现国家自主减排承诺。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援助的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支持、转让气候相关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近日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全球约90%的过量碳排放源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这些发达国家应向低碳排放国家支付补偿金，从而确保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目标可以实现。

　　“鉴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发力点不同：以中东国家为代表的能源生产国主要面临能源转型、工业转型的重要任务；小岛国家、欠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最为薄弱，亟需全球气候变化的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新兴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发挥其在新能源等领域的发展基础，共享现代化建设中的绿色发展经验，推动全球气候合作。”于宏源分析。

　　李强表示，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在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效。而且，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中国始终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相关国际环境法律的制订，履行相关条约准则，对《巴黎协定》形成“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家自主贡献”模式等规定作出重大贡献。此外，中国出资200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发起成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电项目，积极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当前，凝聚共识至关重要。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国际合作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唯一正确选择。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谈判、技术创新、信息共享、资金支持等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同时应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务实推动全球气候合作。”于宏源说。